《阵纪》的军事思想在治军、作战指导和军事哲

2020-01-17 21:07 军事

  在治军方面,重视军队的选练,“众非精选,无以得用”。在具体选募中,主张“募贵多,选贵少”。他认为,“多则可致贤愚,少则乃有精锐”。以人的精神品质为首要选募条件,“首取精神胆气,次取膂力便捷”。反对选“城市游滑之人”,主张用“乡野老实之人”。强调因人而选,因长授职,如年高衰惫,“而有武技兼人,手足利捷,曾经战斗,惯识夷情者,又当别选为司教、《阵纪》的军事思想在治军、作战指导和军事哲理方面各有什么主张?司战。乖觉晓事,诚慎细密,备谙山川、进退险易者,宜充哨探巡察。胆力倍人,精神出众,而智识过一队者,立为伍队之长”等。他还参照《六韬》用人思想,根据每个士卒的不同特长组织各类型的专门部队,如异术队、敢死队等。主张明耻教战,“教之以礼,励之以义”,要求全军懂得所谓荣辱廉耻,以战死为光荣,以退逃求生为可耻;将士之间要情同父子,义若兄弟,亲密无间,生死与共。当然这在封建阶级的军队里只能是一种愿望和空想,不可能真正实现。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,认为诛贵大,赏贵小,“能行诛于贵里,下赏于微贱,则威自伸,而明不翳。故杀及权幸,赏及牛童者,谓不论贵贱,不预恩仇,示至公也”。强调赏真罚实,防止私下捣鬼,要求将帅亲自调查,以“耳目见闻”为实。

  在战略战术方面,战略上主张“以威德服人,智谋屈敌”,认为“能以威德服人,智谋屈敌,不假杀戮,广致投降,兼得敌之良将者,为不世功。兵不赤刃,军不称劳,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,人民数十万者,为不世功”。而“奋力抵敌,或因救护而致重伤,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,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,为下功”。这无疑是继承了孙子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思想。对奇正的阐述详备而且有新见解。他历数诸家对奇正的认识以后,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奇兵变化无常,正兵也可变化无常;奇兵和正兵相互依存,又可相互变化,奇兵可作正兵用,正兵亦可作奇兵用,要视战场情况而定;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正、奇、伏三者的辩证关系,“正兵如人之身,奇兵如人之手,伏兵如人之足。有身而后有手足也,三者不可缺其一。三者能俱用,而旗鼓秘之,是为神化。故三分其一为奇伏,然伏出于奇者也,奇又出于正者也。善用伏者,自无处不伏耳。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”。“众寡”是兵家必谈的问题。《阵纪》对“众寡”问题的论述重“众寡”的运用,认为“识众寡之用者胜”。“用众,宜整、宜治、宜分”,“用寡,宜固、宜轻、宜锐。”他还认为众寡也是可以变化的,“莫以土地广大,兵马繁盛,就为众也。但分守处多,便无处不寡矣”。对骑战、步战、车战、水战、火战等战术都根据明代的实战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如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车战,他根据明代战争的特点,提出“非车无以致远,非车无以行制”,“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”,“欲挡胡马之冲,非车壁不可;欲挫胡马之锐,非车击不可;欲逐套卫之虏,非车攻不可;欲弥隙塞罅,而却胡马之不入,非车守不可;欲出塞开边,以建不世之业,非车行不可”。他总结明代海战的经验,提出:“洋海之战,所虑风涛不时,又虑迷失向往,当以斗建为正,加四时定之,知所进退矣。”

  在军事哲理方面,他继承了古代兵家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。他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的,用兵的要诀在于因敌转化,阵法“皆参古法今而作,其用变取胜,各有神异,在学者变通之耳。能将握步根本,练之精,出之熟,变之神,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。”他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,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,如他在讲训练时,既强调练技,又强调练胆;在讲赏罚时,指出“赏罚不可以重,亦不可以轻,赏轻则人心不劝,罚轻则人心忘惧;赏重则人心侥幸,罚重则人心无聊”。在讲兵器时,强调兵器短长要适度,“太长则难犯,太短则不及,太轻则锐,锐则易乱,太重则易钝,钝则不济”。朴素地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转化,指出“必死则生,幸生则死”,这句话不仅道出了“生”与“死”的辩证关系,而且似乎包含着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。在他看来,将士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英勇作战,便能进发出强大的力量,战胜敌人,取得胜利,获得生的希望;如果个个都有侥幸偷生的念头,那么就必然士气低落,丧失战斗力,而被敌打败。所以,他说:“夫一人必死,足敌十夫;十夫必死,足敌百夫;百夫必死,足敌千夫;千夫必死,足敌万夫;万夫必死,天下莫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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